元朝野蛮制度夺取汉人初夜权真有这么一回事

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对于人闹洞房的风俗深恶痛绝。他在《谈龙集》中详细描述了浙中闹房之俗，对此表示强烈反感。新婚的两夜，新郎家的亲族男子会聚集在新房，对新娘尽情调笑，毫无禁忌。尽管这被称为赚取新人一笑，但实际上却是蛮风遗留，是初夜权的变相体现。

元朝的保甲制，对汉人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保长有权随时、随意取用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汉人的妻子在新婚之后，必须先送到保长家过三天，保长享受初夜权后再送回。这种制度对于汉人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对于“初夜权”的存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从概念上看，“初夜权”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而在我国南宋、西夏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概念。但无论是欧洲还是西夏，“初夜权”的最大特点是妇女的自愿。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人，显然不会也不可能自愿接受这样的安排。

从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观念来看，他们极力宣传贞节观念，提倡至极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不可能制定律令来破坏他们刚刚树立的贞节观念。而且，从蒙汉的人口比例来看，蒙古人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即使存在“初夜权”的律令，他们也很难实施。

至于专家所说的元朝中原“摔头胎”的习俗，更让人觉得不可信。即使“初夜权”真的存在，元朝的中医也可以根据妇女的生理情况精确判断怀孕时间，没有必要因此“摔头胎”。

虽然“初夜权”没有被作为单独颁布的律令，但元朝统治时期确实是汉人最黑暗的时刻。不排除它成为蒙古统治者的隐性权利。在那个时代，汉人尊严和自由丧失，他们成为蒙古人待宰的羔羊，初夜权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提及元朝皇帝，很多读者可能不太了解。除了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关于皇帝的野史秘史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在元朝的皇帝中，有一对兄弟皇帝的故事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分别是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瓎）和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都是元武宗的儿子。元文宗曾两次在位，他们的故事开始于他们的糊涂父亲元武宗。元武宗在成为皇帝后，与弟弟元仁宗约定兄终弟及，并承诺在元仁宗去世后，将皇位转给其子。这一约定并未得到遵守。最终的结果是元仁宗继位后，将皇太子位授予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日后的元英宗），而和世瓎被流放到云南。这个故事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展现了元朝皇室内部的纷争和纷争背后的复杂心理。在元朝的纷繁复杂的权力更迭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争夺与人心的较量。当元仁宗逝世，元英宗继位时，宫廷与权臣之间的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铁木失儿，这位权臣，对元武宗的二子图贴睦尔有着复杂的情感。他将原本已远贬琼州的王子再度南迁，使得泰定帝将其迁回建康并封为怀王。这一路上的波折与险阻，都在预示着未来的权力争夺。

燕帖木儿与伯颜等大臣暗中迎接怀王，并为其护卫前往大都。伯颜，虽为地方官员，却胆识过人，果断行动，最终在汴梁迎接怀王。怀王知道时机来临，迅速稳固自己的权力，任命燕帖木儿知枢密院事，统管军政大务。

即便图贴睦尔成功即位，时局仍不稳定。上都的诸王势大，蒙古诸行省对大都政权持怀疑态度，元文宗心中无底。他并非元武宗嫡长子，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他选择先继位，再稳定阵营。在端掉上都、杀掉倒剌沙和天顺帝小孩后，他迎回大哥元明宗，以“大兄”的身份让其继位。

元明宗并不明白权力的复杂与危险，他自认为理所当然地坐上了皇位，却忽略了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人心。他的教训和训斥让位的弟弟元文宗无法忍受。不久之后，元文宗与燕帖木儿合谋毒死了元明宗，自己即位。

元明宗在位仅八个月，期间并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他的死亡似乎也在预示着他的不称职。元文宗上位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做出了许多极端的行为：杀死自己的嫂子、废掉大哥的儿子妥欢帖睦尔的太子封号、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等。他甚至为了名正言顺，让妥欢帖睦尔的乳夫的丈夫上告元明宗并非其亲生儿子。这一行为使得元文宗的形象更加恶劣。

不久后，元文宗的儿子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病死。为了冲丧，他又将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送到燕帖木儿家做养子。这一系列的举动让人不禁对元朝的宫廷斗争感到荒唐和无奈。

至于元朝是否真的有夺取汉人初夜权的野蛮制度，文中并未提及。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存在过一些争议和疑问，但在这次的故事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权力斗争与人性的较量。在这场争夺中，无论是皇帝还是兄弟，都未能幸免于难，都在为权力而斗争，最终却落得个荒唐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