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疏通波折的缘故是什么

探究洋务运动波折的原因

根据已故学者樊百川的研究，洋务派在三十多年的“借法”实践中，共创建了六十个使用机械的近代企业，投入资金约五千三百万银两。这些企业中，军事产业占二十一个，投入装备经费约一千五百万银两；其余近代企业三十九个，投资三千七百万银两。若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推动下，以官督商办形式诞生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共计一百二十余个，投资约五千八百万银两。这样的成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悬殊。甚至与同期起步的日本相比，也相去甚远。

在洋务派推动的这段时间里，全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包括以官督商办形式依赖洋务派“借法”疏通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以及其他各类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共创造了近三百个，资金规模超过千万银两。其中，以官督商办形式依赖洋务派“借法”的企业有六十余个，资金规模约五百万银两。其他类型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较多，行业分布广泛，且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这表明，在洋务派推动的企业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企业和一半的资金与洋务派的“借法”有关。大部分企业和资金并非由洋务派推动，而是在洋务派的控制和排斥下，通过依赖西方技术和其他力量（如广东顺德的缫丝厂依赖封建宗族财富等），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成长。

深入探讨洋务疏通的特性，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洋务疏通并非朝廷广泛号召的疏通，而是个别官员经朝廷授权进行的疏通，其发展过程极不稳定。那些对洋务疏通持批评态度的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朝廷以维护政权稳定为首要任务，并不太关注生产力的发展。

二、洋务派在引进技术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并未深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未探究西方政治体制的机制。他们最终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理念，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的反抗势力，维护统治稳定。在面对列强侵略时，他们往往选择妥协，损害国家利益。

三、洋务派创建的军事产业存在诸多弊端。他们滥用外国技术人员，却未引进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他们采用保守的官办局厂方式管理，任用官员众多，效率低下。消费不计成本，产品不参与市场竞争，导致资金难以持续。

四、洋务派在创建民用企业时多采用官督商办机制，这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利用官方特许的盈利机会进行行业垄断，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洋务疏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但这与李鸿章所倡导的“裱糊破屋”理念相悖。洋务疏通并未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洋务疏通的作用和效果。从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的崛起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