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是何地位？是何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等级制度森严，尤其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间的地位差异显著。今天我们将跟随风趣网的小编，一同探寻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不同看法。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中，士为最高阶层，农次之，工再次之，商则为最末。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强调“崇本抑末”，对工商之民进行打压，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观点却出乎多数人的意料。

我们要明白“士农工商”这一理念源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小匡》。在那个时代，四民被视为一国的基石，地位平等。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纷争和粮食种植的重视，“奖耕战”、“抑商贾”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法家学派，更是轻视商工，将其列为“五蠹”之一。秦汉时期，虽然尚未形成“士农工商”的排位，但“重农抑商”已经成为社会思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观点独树一帜。他强调肯定人欲，顺应人欲。他认为农工商虞四民并重平等，其中“虞”指的是对山泽的开发。在《史记·货殖列传》序文中，司马迁批评了老子的治国理念，认为如今的社会不能仅仅依赖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模式。人们有追求声乐的欲望，有吃尽各种美味的欲望，这是人的天性，应该顺其自然、顺应人欲。

司马迁提倡人各其能，自由经济。他认为应该让百姓各行其业，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所需之物。他希望通过不要过度干预社会经济，让市场自由发展。这一思想已经蕴含了朴素的自由经济理念。

司马迁强调农工商虞并重的重要性。他指出这四者是国家的柱石，也是富国富民的基石。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广泛认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认知，他强调农工商虞并重平等，肯定人欲，提倡自由经济，并指出这是富国富民的基石。这一观点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异端的，但却为我们今天理解古代社会经济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司马迁对农、工、商、虞四种职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赞同《周书》的观点，认为这些职业不仅是人们穿衣吃饭的基础，更是国家富强的支柱。在司马迁的眼中，这些职业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们对人民生活的支撑上，更在于它们对国家和家庭的财富积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坚信，“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理念，充分说明了这些职业对于国家和个人经济的重要性。

司马迁对于人们追求财富的态度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这种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诸侯、大臣和平民百姓都对财富充满了渴望和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为了家庭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与其他史书相比，《史记》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独特的视角和实录精神。司马迁不畏强权，坚持实录，将历史还原为真实的样子。《史记》中还大量描写了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商人等社会边缘人物，其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更是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展示了司马迁平等对待万民的态度。他关注每一个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将他们纳入历史的记录之中，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多元的历史画卷。

想象一下，如果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真正实现了农、工、商、虞四者并重，那么中国的古代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局面呢？各种职业的人们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繁荣和富裕。遗憾的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四民次序彻底固定，商人的地位被贬低，这种职业观念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司马迁的思想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他所倡导的平等对待万民、重视各种职业的理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职业的选择，认识到每一个职业对于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我们也应该珍视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