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而不传的中国海盗史

谈及海盗，总是让人想起外国的传奇故事，而中国的历史似乎与海上的这些风云人物擦肩而过。但实际上，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也涌动着海盗的波澜，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国人和洋人对于祖先曾涉足海盗行业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对比。北欧人引以为豪，博物馆中陈列着海盗祖先的英勇身姿。而在中国，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海盗，但在正统史书中，他们的身影却鲜有提及。

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提及商帮与海盗的关联时，总会遇到一些敏感话题。有些年长者在公开场合会告诫我，避免谈及这一话题。在福建，有人对将闽商描述为亦盗亦商持异议。甚至在徽州，像王直这样的历史人物，因其复杂的背景，有时会被排斥在徽州人的自豪——徽商群体之外。主流媒体也持类似态度。

在古代，陆地上的强盗被称为盗贼，而海上的则被称为海盗。在中国历史中，国人当海盗的事情一直被视为隐晦之事，鲜少被公开传播。《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一书却深入挖掘了这段历史。对于研究中国商帮的人来说，这本书如同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更多了解商帮的大门。

徽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中的佼佼者，地位仅次于晋商。除了众所周知的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产业——对外贸易。当允许时，这是正经的行业；但当禁止时，它就变成了秘密的偷运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力镇压导致部分徽商转为海盗。其中，王直集团是最著名的代表。有趣的是，中国人对陆地上的盗贼并不忌恨，但对海上的海盗却深恶痛绝。在谈论徽商时，往往不会提及王直及其外贸活动。

与海盗关系更为密切的闽商，其主体是以海盗集团为主。闽商的特色在于他们既是海盗也是商人。例如郑芝龙，他十七岁时便投身于海盗行业，不仅开拓了眼界，还精通多国语言。他后来更是与李旦等人一同开创了庞大的海盗集团。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结婚并生下郑成功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李旦集团也因此分裂成三支力量：日本大本营、台湾集团以及福建本土集团。

在这历史的波涛中，中国的海盗与商人们共同编织了一段段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充满了冒险与荣耀，更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满清入关后的历史长河中，郑芝龙的选择与命运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焦点。面对家族内部的反对声，他选择了降清，却未曾料到会因此被诱入京城软禁。当清军占领他的大本营安平后，更是痛失了亲人的生命。郑成功继承父志，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抗清斗争，并始终保持着海上势力的影响力。1662年，他成功击败荷兰，。当历史的车轮驶向新的篇章时，他的儿子郑经却试图在台湾实行独立。

谈及东南沿海的商帮，粤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广州帮是粤商的代表，但潮汕商帮和客家商帮同样不可忽视。这些商帮的起源，大都与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沿海各省的居民依赖海洋而生，捕鱼和海上贸易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在明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他们不得不选择成为海盗。像林道乾和林凤这样的海盗首领，是粤商先辈们的代表，他们既是海盗也是商人，勇敢地与明对抗。

阅读《大国海盗》中的这段历史介绍，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为何洋人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仍被尊崇为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却鲜少被提及？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对抗程度不同吗？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般简单。中国的海盗大多是逼上梁山，他们内心仍希望受到招安，成为听话的商人。从王直到郑成功，从林道乾到林凤，他们的受招安之路是诚心诚意的。他们的海盗身份并非初衷，而是由于的信任危机所逼。

那么是否因为没有扩张的意愿呢？也不尽然。那个时代的世界充满了扩张的野心和竞争的残酷现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渴望通过侵略扩张来增强自身实力。历史上的大国无一不是通过吞并小国形成的。中国也不例外，在强大的时期也曾向外侵略兼并。那个时代的扩张欲望可以理解为人性在国家层次上的体现。

航海技术的落后也并非原因所在。中国人在明代之前早已发明了指南针，造船技术也一直是世界领先的。我们的航海能力足以远航到东非沿岸。那么是否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或航海的传统呢？也并非如此。中国的内陆虽然广阔，但在历史上也曾有过海洋扩张的需求和行动。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黄土地文化以及东方文明的内陆性特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则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

中国是有海盗史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没有延续下来。海盗的成因大多源于官府的逼迫和社会环境的选择，这也使得海盗成为了人们不愿提及的过往历史。然而正是这些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海洋文化格局和文明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