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怎样惩处贪官的？对大清朝有何帮助

康熙、雍正年间，官员贪污现象日趋严重，众多权高位重的大臣们纷纷卷入其中，如索额图、明珠、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人。社会的民谣也反映了这一现象：“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澹人”。康熙皇帝对此深感忧虑，虽然他曾严惩贪官并表彰廉洁官员，但情况并未根本好转。

实际上，康熙晚期，他对肃贪的精力已有所减弱，甚至认为官员若无财物资助，其日常生活及家人胥役将难以维持。这一观念的形成，无疑为官员们贪污提供了借口，各级官员因此更加无所顾忌。

雍正皇帝继位后，下定决心整顿吏治，打击贪污。他要求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亏空，严惩贪污官员，追回赃款并抄没家产。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继位仅40天的雍正皇帝连续发布11道诏书，严明官僚的职责及为官之道，严厉指责官场积弊和官吏的贪污行为。

户部作为管理钱粮的部门被作为清查重点，很快查出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雍正责令各省清查钱粮，无论满汉，所有官员一律清查，徇私之官与贪者同罪。这一行动导致许多高官因亏空而被革职、查封家产。仅雍正元年，被查处的地方官就达数百之多。

雍正对贪腐官员的严厉打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震动。整个官场风暴几乎一天都未停止过，且惩处越来越严厉。到了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这场官场风暴对于当时的社会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严惩了一批贪腐官员，更是对官场风气的一次大整顿。要想真正根治贪污问题，还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深入改革。一些心怀不满时政的人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朝廷过于严厉地打击贪污行为，并对那些贪污官员进行惩罚。特别是在民间，有关雍正帝“好抄人家产”的议论甚嚣尘上，甚至在市井间的斗牌游戏中也流行着所谓的“抄家和”打法。

雍正帝并未受到这些流言的影响。他明确表示，这些言论不过是那些“贪赃犯法之徒”为了逃避抄家与参劾而散播的流言，他们希望通过流言来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从雍正三年开始，雍正帝对贪腐官员的打击更为严厉。除了传统的抄家籍没，还增加了严刑诛戮的处罚。他规定，凡是侵欺钱粮白银一千两以上者，将按照监守自盗律进行处斩。而对于贪污军饷的官员，更是一律处斩，没有任何特赦的可能。

从雍正元年到九年，雍正帝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波及范围极广的钱粮清理行动。这一行动不仅涉及户部和各府寺监的库存，还深入到了地方府州县的钱粮管理。在这一期间，数千名贪官污吏被查处和惩治。

雍正帝在打击贪腐问题上毫不留情，他的目标是彻底清除官场上的侵贪积习。他曾明确表示，在查处贪官时，绝不能因为情面而有所顾忌，必须严加查处，甚至让贪官的子孙后代也变成穷人。

在雍正四年的一次行动中，广东道员李滨和福建道员陶范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帝下令追查他们的子弟和家人，以儆效尤。雍正帝明确表示，那些贪官污吏试图通过自杀来逃避责任，并希望保留财产以供子孙后代享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雍正年间声势浩大的惩治贪腐行动，基本上清除了康熙朝后期的腐败弊病，给予了官场侵贪积习沉重的打击，一举刷新了吏治。这一行动不仅整顿了官场风气，还带来了明显的财政效果。到雍正末年，户部的银库积蓄多达6000余万两，是康熙后期国库存银的八倍多。

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曾评价雍正帝：“康熙宽大、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后世的评论也称赞“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无疑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雍正帝的铁腕治贪，为清朝的繁荣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