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女子的裸刑

震惊中外的一介女流黄莲圣母林黑儿，在运动中被俘后，其事迹引起了欧美人的极大兴趣。他们不解于这女子何以能施展如此大的本领，迷惑众生，因此都想亲眼目睹其真面目。出于这种好奇，欧美人竟将黄莲圣母处死，然后用特殊药水浸泡她的尸体，再运往欧美各州，当做玩物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此事虽广为流传，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恐为中国统治者虚构之谈。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女犯常常施加性侮蔑的惩罚。这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常有体现。比如有关王聪儿的描述，污蔑她在与部下发生不正当关系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胡永儿被捕时正与某人行苟且之事；王囊仙被擒时因未及穿衣，赤身出战。黄莲圣母林黑儿被指为“土娼”，甚至具体点出她是“天津侯家后之”等等。

这种性侮蔑的根源在于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对于非合乎礼教的性行为，人们深恶痛绝。一旦在性问题上出现偏差，即便是英雄，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对于女性来说，这一点尤为严重，足以使其名誉扫地。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的女义军首领、绿林的女匪首、甚至近现代的女革命者被处刑时要遭受裸刑了。裸刑作为一种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除了揭示统治者的卑劣和无耻外，再无其他意义。尽管统治者企图通过裸刑来恐吓人民，但这种刑罚却造就了一批猥琐的无聊看客。这些看客更关注于欣赏女犯的肉体，而非她们的罪行。

《周作人传》中记载了天津数万人围观两个女革命者被斩首示众的内容，生动地描绘了市民们对“裸形处决”的心态。当农民起义女首领廖观音被处决时，许多围观者因为看到她仍穿着裤子而感到失望。新中国成立后，封建时代的糟粕如“裸形处决”一度销声匿迹。但在大革命失败后，民国不仅恢复了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一些女性革命者被剥夺衣服后砍头示众，手段更为残忍。刽子手甚至先用刀割去她们的乳房。尽管“裸形处决”是对妇女的羞辱，但统治者仍有更卑劣的手段——杖刑。

这些残酷的行径让人深感痛心。它们不仅揭示了统治者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也反映了社会的冷漠和麻木。这种对待女性的方式不仅是对个体的伤害，更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侮辱。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镜子，而不是重复悲剧的舞台。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构建一个真正文明、公正的社会。在历史的尘埃中，杖刑作为一种刑罚，虽非死刑，却也给受刑的妇女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周围人的冷眼和嘲笑，比皮肉之苦更为刺痛她们的心灵。那些无赖子弟，仿佛一群游手好闲的狼群，每每在妇女受刑之时围观，甚至挑逗抚摸，让受刑的妇女羞辱难耐，有的不堪其辱，当场自尽。

浙江总督一家，曾遭受过这样的屈辱。当时，总督因罪被押解进京，其妻女在杭州被拘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县衙公堂，竟成了闲汉们的狂欢场所，每当有妇女受杖刑，他们便兴高采烈，如同过节。

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生动描绘了这一幕。这群人似乎只为追求喜庆的目的而聚集，他们相互打趣、开玩笑，为罪犯的被抓而相互祝贺。在这轻松的氛围背后，隐藏着对妇女的深深伤害。

历史上，有些县官年轻轻浮，喜欢谈论桃色新闻，审理案件时，若涉及妇女隐私，便故意牵扯，将妇女裸体行杖。这种暴行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对妇女人格的践踏。有一县令因贪污被处死，其妻女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对妇女施暴的报应。

裸刑的结果更为可怕，它玷污和摧毁了一些善良的灵魂，使常人堕落为魔鬼。更可悲的是，这种裸刑的实施不仅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若干代的看客，而且其遗风至今仍未绝迹。

在现今社会，我们仍能看到或听到这样的实例：某地某女，因失贞、偷窃或其他大逆不道之事，被无赖、地痞流氓等剥光衣服，大肆羞辱。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从事这种羞辱的，往往还有女性。她们似乎最了解女性的弱点，不去揭开那一层遮羞布绝不罢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无论男女，自身裸体被人窥看通常被视为羞耻之事。然而在今天，女性的裸体并非被当作一种人体美去欣赏，而是被当作一种性对象去窥视、消费和发泄。这种场面传达了女性没有尊严、对其身体没有任何主权等信息。

这背后包含了更深刻的对妇女歧视、压迫和贬损的意义。古代的统治者可能未曾料到，他们施行的裸刑会对今天的社会心理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造就了一批裸刑看客的现代余孽——无知和无良的心理变态者。对于这群人，我们只能感到悲哀与愤怒：悲哉也夫！无耻的屠夫，无聊的看客，无良的余孽！